2013年是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这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总部署、总动员，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次全会召开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不小压力。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2013年6月，中国出口出现了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仅增长6.3%。在2012年GDP增速回落到 7.8%的情况下，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持续增大。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并不多见的。对此，一些人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担忧，提出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又将如何应对等问题。

对于这些质疑和担忧，习近平作了及时回应。他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长及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同时，他也表示，“我们对问题和挑战保持着清醒认识，正在采取稳妥应对举措，防患于未然”。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来自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发展基本面的科学判断。党中央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这样的战略判断，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得出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观察当前和今后世界经济形势，必须联系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国际环境看，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大势没有变，但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期，经济复苏曲折乏力，市场需求持续不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结构调整、再平衡以及体制改革，一些发达经济体加快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制定全球经贸投资的新规则。这些，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使国际市场竞争、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国内发展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经济发展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空间。经济发展在形态、分工、结构等方面产生了新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巨大，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同时，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环境资源人口的约束加强，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以出口和投资驱动型为主的经济增长乏力。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和我国经济的深刻调整这两种大势相互叠加，正在改变着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中国实现新的发展目标，赢得发展的新机遇，必须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准确判断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12年底，在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就指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我国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等具体变化，指出“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仍然处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又面对产能严重过剩和持续经济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在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习近平和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新概括、新判断逐步酝酿形成。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概述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强调“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201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特定阶段的重要判断。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在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又一次提到新常态，强调“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从对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到对我国发展阶段性新特点、新变化的准确把握，再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是具有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依据的，它不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增速下降的简单诠释，而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新的历史定位。对于新常态的提出，习近平强调：“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

经济发展新常态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在哪里、又是如何形成的？对此，人们理解一时莫衷一是。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三个方面的特点。他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会议分析了我国经济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生产供给、产业形势、经济增长动力、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宏观调控等九个方面的趋势性变化，作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重要判断，得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正在发生的“四个转向”重要结论，即：“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中央提出的“九个趋势性变化”“一个阶段演化”和“四个转向”，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依据。至此，中央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已经有了比较深入全面的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就是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新常态思想的提出和深化，准确定义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长期性、趋势性、规律性的新特征，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在形态、结构、动力等方面的历史性变化，指明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

新常态下，人们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如何看待这个变化，是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自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降为 7.8%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两位数的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央认为，“正确看待经济增长速度，对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对做好各方面工作影响很大”。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习近平首先强调要全面客观地看待。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我们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习近平还认为，这样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符合我们的预期目标。他强调：“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7%的增速就够了。”对于经济增速趋缓的主要原因，习近平强调，这是中国主动调控的结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趋缓，虽然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我们党顺应国际国内发展大势，主动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结果。一方面，从世界一些地区和国家工业化的历程看，没有哪一个地区和国家能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优势逐步减弱，潜在的生产要素效率逐步下降，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回落，这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降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增强，原有的粗放型外延式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换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成为今后中国发展的主要目标。寻找速度、结构、质量之间“黄金平衡点”，实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更高水平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习近平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这一论述集中阐明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们党对于经济增速变化的深刻理解。

正确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还需要关注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作用下，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积极变化，形成了长期向好的趋势。这种变化并不再是单纯的三次产业的调整，还涉及到消费、供给、市场竞争、科技创新、宏观调控等深层次、全方位和多领域的经济因素，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是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动因，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的必然要求。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成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会自然而然地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实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以顺应和引领这些趋势性变化，完成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样的变化，对于长期依靠规模速度和增量扩能实现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次历史性变革。2015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来形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是很有深意的。总之，正确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思想，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中的科学内涵，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只看到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看不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生的结构性、趋势性的积极变化。因此，习近平提出：“风物长宜放眼量。分析中国经济，要看这艘大船方向是否正确，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在大海上航行，再大的船也会有一时的颠簸。”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经济发展新常态伴随消化过剩产能和经济增速下降等方面的阵痛，使经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在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习近平还特别强调了保持战略定力和守住风险底线、加强风险防范意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今世界，机遇和挑战并存。风云变幻，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主动适应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形势，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他还要求把我们的战略定力、我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通过稳定的政策传导给全社会。根据这些要求，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没有采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的同时，持之以恒地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习近平还提出，要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按照这些要求，中央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各项工作，及时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适当进行预调微调，使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平稳运行。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6期，作者赵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实习员）